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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腥的胜利与寂静的崩溃(第1/2页)

第二十二章血腥的胜利与寂静的崩溃

1709年

有些胜利像镀金的棺材——外表辉煌，内里装着死亡。

1709年9月11日，马尔普拉凯战役的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，交易所的反应比三年前拉米伊战役时更加分裂，更加……疲倦。胜利捷报与伤亡名单同时抵达，像一对畸形的双胞胎。

小威廉在书房里听秘书读战报，眼睛闭着，手按在胸口——医生警告过这种消息可能带来的压力。七十三岁的他，最近几个月越发感到时间的重量，不是以年计，是以每次心跳计。

“联盟军队在马尔堡公爵指挥下取得决定性胜利，”秘书朗读官方通报，“法军被击退，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……”

“停，”小威廉打断，“伤亡数字。”

秘书翻页，声音低了些：“联军方面……阵亡与重伤约两万四千人。其中荷兰部队……约八千。”

房间里安静了很久。窗外，阿姆斯特丹秋季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像没擦干净的旧银器。

“八千，”小威廉重复，“加上拉米伊的八千，加上之前各场战役。荷兰还有多少年轻人可以送进绞肉机？”

“但胜利了，先生。战场在法国境内，这是重大突破。”

“突破，”小威廉睁开眼睛，那眼神让年轻秘书后退了一步，“你去过屠宰场吗？突破就是刀刺得更深，血流得更多。但肉还是那块肉，只是更碎了。”

他挥手让秘书离开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药瓶——医生开的，用于“缓解心脏不适”。吞下一粒后，他开始计算：八千阵亡者意味着至少八千个家庭受影响，其中一部分会失去主要劳动力，需要社会救济。抚恤金、寡妇津贴、孤儿补助……又是一笔财政支出。

而战争还在继续。胜利的代价是继续投入，直到一方彻底倒下或破产。

与此同时，在佛兰德斯的战场边缘，扬二世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超现实的场景。

作为“非官方军事观察员兼后勤顾问”（这个头衔是他自己发明的，但军方默许了），他站在马尔普拉凯战场三英里外的小山丘上，用望远镜观察战后清理工作。景象让他想起但丁的地狱诗篇——只是这里没有诗歌的韵律，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偶尔的呻吟。

“运输计划，”英国军需官递给他一份文件，“需要两百辆马车运送伤员到布鲁塞尔的医院，一百辆运送阵亡者到临时墓地。你的船队能提供多少？”

扬二世快速计算：“从安特卫普港可以调集三十艘中型商船，改装成临时医疗船。但需要三天时间，而且……费用。”

“费用按标准——”

“不，”扬二世打断，想起父亲的教导，“这次按特殊紧急费率。市场价的一点五倍。因为我们需要连夜改装，雇佣额外水手，承担敌袭风险——虽然战场在法国境内，但私掠船还在海峡活动。”

军需官皱眉：“公爵大人不会喜欢这种趁机涨价。”

“公爵大人刚赢得一场伟大胜利，”扬二世平静地说，“他需要高效的后勤来维持攻势。廉价的后勤会拖延，拖延会让伤员死亡，死亡会影响士气。您可以选择。”

最终军需官签了字。扬二世知道为什么：马尔堡公爵正在准备向巴黎进军，需要一切顺利。而顺利需要钱，幸运的是，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。

在返回安特卫普的马车上，扬二世写下观察笔记：

“马尔普拉凯，1709年9月。所谓的决定性胜利看起来像：成堆的尸体等待掩埋，断肢的士兵等待死亡或奇迹，将军们已经在计划下一步进攻。胜利是相对的——今天比昨天多占领一百码土地，多杀死一千敌人。但土地浸透了血，敌人明天会有新的援军。

我问一个荷兰上校：‘值得吗？’他沉默很久，说：‘问题不在于值不值得，在于还能承受多久。’

荷兰的承受力正在接近极限，我能感觉到。不是军事极限，是财政极限，心理极限，灵魂极限。”

在莱顿，玛丽亚接到丈夫约翰从前线寄来的信，手抖得几乎拆不开信封。

信比往常更短：

“还活着。左肩中弹，不严重。团里损失一半。我们守住了中央阵地，英国人进行了决定性冲锋。荣耀归于公爵，伤痛归于我们。

有个十九岁士兵，我看着他长大（他父亲是我以前的部下），今天死在我怀里。他说：‘告诉妈妈我不是逃兵。’我说：‘你是英雄。’但我不知道英雄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。

战争必须结束，否则荷兰会流干最后一滴血。但怎么结束？没有人知道。

我爱你。继续种你的土豆。至少土豆不会问为什么。”

玛丽亚把信贴在胸口，眼泪无声流下。她已经四十三岁，但每次接到前线来信，都感觉自己又变回那个等待父亲从海上归来的小女孩。

女儿卡特琳娜——现在二十一岁，在莱顿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——轻轻走进房间。

“父亲受伤了？”

“轻伤，”玛丽亚擦掉眼泪，“但精神上的伤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卡特琳娜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母亲，我在写一篇论文，关于‘正义战争理论的现实困境’。阅读奥古斯丁、阿奎那、格劳秀斯，然后对比战场现实。理论说战争要有正当理由、正当意图、最后手段。但现实是：战争一旦开始，就像滚下山坡的巨石，有自己的动量，不在乎当初为什么推它。”

“你想说什么，孩子？”

“我想说，也许荷兰需要承认：我们参战的理由（防止法国霸权）可能依然正当，但继续战斗的能力已经耗尽。正当性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支付国债利息。”

玛丽亚看着女儿，突然意识到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有自己的思想，甚至可能比他们这一代更清醒。

“但怎么承认？”她问，“怎么告诉国民：我们赢了战役，但输掉了战争——不是军事上，是经济上、心理上？”

“需要有人第一个说出来，”卡特琳娜说，“可能不是政治家，他们太依赖战争拨款和军事荣耀。可能是……商人，像曾祖父那样。用账本说话，而不是用刀剑。”

那天晚上，玛丽亚做出一个决定：接受法国科学院奖项的事，不再保密。她把奖金收据和转账记录整理好，准备在研究所下次董事会上公开。

“如果他们要指责我通敌，”她对卡特琳娜说，“就指责吧。但五千利弗尔救活了三个研究项目，那些项目可能在未来养活成千上万人。让数字说话。”

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，年轻的威廉目睹了一场缓慢的崩溃——不是戏剧性的暴跌，而是持续、无情、像涨潮淹没沙堡的下滑。

马尔普拉凯战役后的第二周，荷兰国债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五十五。市场传递的信息清晰：即便赢得战役，投资者也不相信荷兰能偿还债务。

（本章未完，请）第二十二章血腥的胜利与寂静的崩溃(第2/2页)

“为什么？”威廉问他的导师，一位老银行家，“我们还在赢，领土在推进。”

老银行家从眼镜上方看他：“孩子，战争有两种成本：直接成本（士兵、弹药、粮食）和间接成本（机会成本、人力流失、资本外逃）。荷兰的直接成本靠借贷支付，间接成本在silently积累。就像一个人借高利贷维持奢侈生活，表面光鲜，内里已经空了。”

他展开一张图表：“看，这是荷兰的人口曲线。1690年以来基本持平，但二十至四十岁男性比例下降了百分之十五——战争消耗。这是专利申请数，十年下降百分之...